“陈大姐，你先看看这个。”
齐学斌将卷宗中的一页复印件递给她，指着上面的一行数字，“九七年纺织厂破产清算时，厂区占地共四十二亩，厂房建筑面积一万八千平方米。当年的评估价是六百八十万。但最终的成交价，只有一百二十万。”
“一百二十万？！”陈桂花的眼睛瞬间瞪大了，旁边几个女工也倒吸了一口凉气。
“而且这一百二十万，也没有全部进入破产清算的职工安置专户。”齐学斌的声音不大，但在安静的接访室里格外清晰，“根据卷宗记录，其中八十万被以‘清算管理费’的名义扣除了。也就是说，真正到职工手里的安置资金，连四十万都不到。二十六个人分四十万，每个人不到一万五千块。”
“可当年说好的是每人两万八啊！”一个女工忍不住哭出了声。
“所以问题的根子，不在你们身上，也不在现在的县政府。”齐学斌看着陈桂花，一字一句地说，“问题在于当年那场清算，有人从中捞了好处。厂房被贱卖，清算费被截留，你们应得的安置费被吞掉了。”
他转过头，看向一旁默不作声的信访局工作人员：“你现在做三件事。第一，把这份清算卷宗的完整复印件送到纪委第三监察室，请他们立案核查九七年纺织厂破产清算的资金流向；第二，联系人社局社保科，按照零三年省文件的补充意见，为这二十六名职工启动社保补缴的审核流程，所需资金从信访专户先行垫付，等纪委查清资金去向后再行追缴；第三，最多十个工作日，我要看到这二十六个人的社保补缴回执单和安置费差额的初步核算清单。”
三条指令下完，整个接访室鸦雀无声。
陈桂花站在原地，嘴唇哆嗦着，眼泪顺着脸上的皱纹淌了下来。她身后那些沉默了二十多年的女工们，有人趴在前面人的肩膀上无声地哭，有人死死攥着手里那张发黄的协议书。
“齐……齐县长。”陈桂花哽咽着想说什么，却说不出完整的话来。
齐学斌摆了摆手：“别谢我。这是你们应得的。耽误了二十多年，是我们对不起你们。”
他说完，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拿起桌上的笔记本，走向了门外等候的下一批上访群众。
就这样，一个接一个。没有惊天动地的大场面，只有极其繁琐、极其消耗精力的逐案拆解。齐学斌用前世在副市长岗位上学到的最扎实的基层功夫，把那些被历史积压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年的信访案件，一件件从档案堆里翻出来，把政策条文一条条掰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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