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的头,“你能想到此节,甚好。然知易行难。你如今首要之事,仍是打好中学根基,语言文字、历史典籍,乃是我民族文化命脉所在,断不可荒废。至于西学新知,可循序渐进,多方涉猎,但须以我为主,消化吸收,切不可盲目崇洋,数典忘祖。”
“儿子明白。”小寅恪认真点头,“父亲常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儿子当铭记。只是……谭世伯的《仁学》里,似乎对‘中学’之‘体’,批判甚烈……”
陈三立目光一凝,心中再次被触动。他沉默良久,方道:“谭世伯之言,乃非常之时的非常之论,其心可悯,其志可哀。他所欲冲决的,是那禁锢人心、阻碍进步的腐朽之‘体’,而非我中华数千年文明之精粹。这其中的分辨,需大智慧,大见识。你如今尚小,可存此疑问,待将来学识既丰,阅历既广,自能体会其中深意,做出自己的判断。”
陈三立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答案,而是引导儿子思考问题的复杂性。这种开放而严谨的教育方式,正是陈氏家学的精髓所在。
四
秋深了,西风渐厉,吹得精舍周遭的竹木飒飒作响,似有金铁之音。
一日,陈三立收到一封辗转从日本寄来的信,是梁启超所书。信中除问候起居,谈论诗艺,还附有一份《清议报》的剪报,上面刊登了林圭、秦力山等原时务学堂学生在长江流域发动“自立军”起义失败、林圭等人英勇就义的消息。报道旁有梁启超的批注,痛惜“又一批热血青年,继复生兄之后,殒命于救国途中”,并感叹“革命排满之声日高,而稳健改革之途愈窄”。
陈三立读罢,独坐精舍,半晌无言。林圭,那个在时务学堂中目光炽烈、曾向谭嗣同追问“忠君之道”的少年,最终选择了比谭嗣同更加激烈、也更加直接的反抗道路,并付出了同样年轻的生命。谭嗣同的思想种子,竟如此之快地催生出了血与火的行动之花,只是这花朵,旋即被狂风暴雨摧折。
他走到窗边,推开窗户。猛烈的西风灌入,吹得案头诗稿翻动。他仿佛听见了刀剑的碰撞,听见了年轻的呐喊与临终的怒吼,听见了长江的呜咽与时代的悲号。那些声音,与他精舍的宁静、溪山的清响,是如此格格不入,却又如此真切地构成了这个时代分裂的、痛苦的灵魂。
他想起自己诗中那句“江湖魑魅剧相猜”。如今看来,这“江湖”何尝不是整个神州?魑魅横行,志士喋血,道路分歧,前途茫茫。
他提笔,想再写些什么,却觉笔墨滞涩,难以成篇。最终,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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