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真实。
他想起自己正在整理的岭南地方碑刻资料，其中许多涉及古代水利、赈灾、教育等公共事务。历史似乎总在循环：每个时代都有其“新政”，都有其试图解决的问题，但唯有那些真正扎根于地方、契合民需、并有相应文化支撑的措施，才能留下些许痕迹。
他不再多想，转身继续他的金石考据。窗外的广州城，正在“新政”的风声与旧日的惯性中，继续着它缓慢而复杂的变迁。而他，这个安静的观察者与记录者，则以自己的方式，试图在历史的碎片与科学的规律中，寻找某种超越一时政令的、更为恒久的理解。
江湖与庙堂，在1901年的这个春天，呈现出迥异的光景。陈三立主动疏离，将精神寄托于诗书江湖；吴保初在诱惑与恐惧中挣扎，最终退缩回租界的“安全”孤岛；丁惠康则始终立于一个更超越的观察点，冷眼剖析着庙堂之举与江湖之变。他们的选择，既是个性格局使然，也是这个末世王朝中，不同类别的知识分子，在时代大潮冲刷下，必然的命运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