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这个舱门爬出去过。那时候海风灌进我的领口，冰冷刺骨。今天，没有风。十一月的阳光从云层的缝隙里漏下来，金色的，温暖的，落在我湿透的军装上，落在“龙鲸”号黑色的、流线型的、布满了海水干涸后留下的盐渍的艇身上，落在致远号那面还在飘动的龙旗上。
我看着站在致远号上的邓世昌。他站在舰桥上，那根航母上随手找来的、顶端缠了几圈防滑胶带的钢管已经不在了。他站得笔直，左腿不瘸了，人工关节在军医的手术和三个月的康复训练之后，已经和他的身体长在了一起。他的军装是借来的，深蓝色的作训服，没有军衔标识，太大，袖口挽了两道，领口空空荡荡的，露出消瘦的锁骨。但他的脸上有光。不是阳光，是另一种光，从他眼睛里面出来的，从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黄海海面上、从致远号冲向吉野号的航迹中、从“龙鲸”号鱼雷击沉日本军舰的水柱里、从清源山寺庙的烛光中、从慈熙那件藏青色棉布褂子的枪眼里、从天津港码头上那些站在天幕边缘的人们的目光中，一路燃烧过来的、没有熄灭过的光。
我笑了。不是那种无声的微笑，不是那种克制的、嘴角微微上扬的笑。是那种——从胸腔最深处爆发出来的、毫无顾忌的、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龙鲸”号的指挥舱里、在传送门开启的那一刻、在赵远航说“艇长，我的鱼雷已经准备好了”的时候——我发出的那种笑。大声的，沙哑的，带着一百三十六年的海水和硝烟和鲜血的、被时间磨砺过的、但依然滚烫的、依然年轻的、依然不肯熄灭的笑。
他也笑了。邓世昌站在致远号的舰桥上，站在那面被弹片撕开了好几道口子的、被海水浸湿了又被海风吹干了的、褪了色的、千疮百孔的龙旗下面，看着我，看着“龙鲸”号指挥台围壳上那个浑身湿透的、头发滴着水的、四十一岁的、眉骨深重的、笑得像一百三十六年前在黄海深处第一次听到鲸鱼的歌声时一样的潜艇艇长，笑了。
北洋水师的所有士兵都笑了。那些站在致远号甲板上的、穿着蓝色军装的、打着补丁的、浑身湿透的、脸上有硝烟的痕迹和海水的盐渍和被弹片划破的伤口的、从一百三十六年前的黄海深处穿越而来的水兵们，看着他们的管带笑了，看着那艘黑色的、流线型的、从海里升上来的、没有桅杆没有烟囱没有火炮的铁鱼笑了，看着天津港码头上那些蓝色的、绿色的、橙色的帐篷笑了，看着那些从帐篷里钻出来的、站在废墟旁边的、蹲在码头裂缝前面的、站在天幕消失后终于可以自由呼吸的空气里的人笑了。他们的笑声从致远号的甲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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