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好看”。几个月后的今天，这张桌子上摆着四副碗筷。我，赵远航，林岳峰，邓世昌。
北京二锅头是林岳峰带来的。从大衣口袋里掏出来的，两瓶，玻璃瓶的，标签上印着红色的“红星二锅头”和蓝色的“56度”。他拧开瓶盖的时候，那声“噗”在酒馆的角落里响了一下，像一个很小很小的、被打开了的声音。酒倒进杯子里，透明的，清澈的，在酒馆昏黄的灯光下闪着光。邓世昌端起杯子，看着杯子里的酒，看了很久。他的手不抖了。那枚金色的特等功军功章还别在他左胸上，在酒馆的灯光下，在二锅头的酒香中，在烤串的烟火气里，安静地、沉默地、稳稳地，贴着他的心脏。
“敬北洋水师。”林岳峰说。杯子举起来，四只，玻璃的，在酒馆的灯光下碰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像冰裂开一样的声响。二锅头是辣的，顺着喉咙滑下去，像一条火线，从舌尖一直烧到胃里。赵远航咳嗽了一声，他的脸红了，不是酒后的红，是那种——在听到了一个不应该被忘记的、被很多人以为已经忘记了、但其实一直都在的名字时——血液从心脏涌到脸上的红。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很多酒。喝到酒馆的老板从吧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了回去。喝到门口那桌的客人走了，新来的客人又走了，又来了，又走了。喝到招牌上那盏只亮着“酒”字和“馆”字半边的灯，在巷子的尽头一闪一闪的，像一颗不肯熄灭的星。
赵远航没有醉。他靠在椅背上，手里转着空杯子，眼睛看着天花板，看着那盏忽明忽暗的灯。他没有念叨文工团那个女兵。他念叨的是另一句话，很轻，轻得像在说给自己听。
“一百三十六年了。”
邓世昌也没有醉。他坐在那里，面前那杯二锅头只喝了一半，剩下的半杯在酒馆的灯光下静静地反射着光。他的手放在桌面上，手指轻轻地、有节奏地敲着桌面。那个节奏很慢，很稳，像心跳，像海浪，像一百三十六年前致远号螺旋桨转动的声音。他听着赵远航说那句话，听完了，沉默了很久。然后他端起那半杯二锅头，一口喝完。杯子放回桌面上的时候，没有发出声响。
“该回家了。”他说。
是啊。北洋水师该回家了。致远号该回家了。邓世昌该回家了。定远号、镇远号、经远号、济远号——那些在太平洋的海面上、在落日计划的炮火中、在漂亮国海军的导弹下、在龙国航母战斗群的注视里、在2130年的十一月的海风中——一艘一艘地沉没、一艘一艘地消失、一艘一艘地把自己还给了这片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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