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两年间，李儒为董卓策划了汉末政治史上最激进、最血腥的一系列行动：
废立之谋：建议董卓废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以此确立董卓“定策元勋”的地位，掌控朝政。
鸩杀少帝：奉董卓之命，亲自持鸩酒入永安宫，毒杀废帝弘农王刘辩。
此举彻底将李儒自己钉在了“弑君者”的耻辱柱上。
迁都长安：力主放弃洛阳，迁都长安，以利用关中地势险要、董卓西凉根基深厚的优势。
为断绝朝臣和百姓的退路，他建议董卓焚烧洛阳宫室、官府、民居二百里，发掘诸帝陵寝，劫掠财富，驱赶百万百姓西行，死者相枕于道。
火烧洛阳：具体策划并监督了洛阳的焚毁行动。
史载“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
这四策，每一策都堪称“毒计”——不是计策本身不精妙，而是其后果之惨烈、代价之沉重，超越了汉末所有谋士的底线。
故后世称李儒为“毒士”，与贾诩并称“凉州二毒”。
然二者有本质区别：贾诩之“毒”在于精准利用人性弱点。他的本质逻辑，是极致的利己主义。
李儒之“毒”，在于“忠”！
他是真的在为董卓谋划霸业，不计毁誉，不计身后名，不计天下人如何看他。
他把自己也当成了董卓霸业的一部分，甚至是祭品。
正因如此，李儒是汉末唯一一个明知董卓必败、却始终没有背叛的顶级谋士。
他极度的清醒，又极度的绝望。
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知道鸩杀少帝会遗臭万年；知道火烧洛阳会让百万生灵涂炭；知道董卓的霸业建立在废墟和白骨之上，迟早会崩塌，但他依然做了。
因为他认为，在乱世之中，仁义道德是奢侈品，只有不择手段地活下去、强大起来，才有资格谈将来。
他绝望地知道自己没有退路！
从他献上“废立之谋”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和董卓绑在了一条船上。
天下诸侯不会接受一个“弑君者”的投诚，汉室宗亲不会原谅一个“毁宗庙、迁陵寝”的罪人。
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走到死。
所以他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做长远打算。
他的计策，每一次都是“解决眼前的问题”，从不考虑三年后、五年后。
因为他不相信自己能看到三年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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