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正因为如此，它也在国际上被一些竞争对手称为‘技术保守主义’。他们不是真的关心我们的孩子，他们是在用‘保守’这个词来给自己的技术优势争取时间。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加强监管——在赋分制的基础上再加码——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他翻开文件，读出一段话。
“中央情报评估办公室的最新报告指出——如果我国在神经认知技术领域因过度监管而落后于主要竞争对手一个技术代差，五年后我国在人工智能、军事神经增强、高级人机协作等关键领域的战略竞争力将面临不可逆的损失。这份报告的结论是——监管需要与战略需求同步校准。不是不监管，是不能因为监管而失去参与竞争的能力。”
他放下文件。
“我的观点是——在青少年侵入式接口的问题上，目前的赋分制已经足够严格，足以在短期内防止市场过热和跟风效应。如果我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加码——比如强制性安全审查、全面禁止黑市手术、对所有型号进行长期神经发育影响评估——那么我们将面临几个后果。第一，正规渠道的准入门槛进一步升高，正规产品的成本将进一步上升，这将导致更多家庭转向黑市。第二，国际竞争对手将利用我们的监管真空期加速技术迭代，当他们的下一代产品上市时，我们的企业还在等待审查结果。第三——也是最重要的——赋分制的前提是存在一个可管理的正规渠道。如果我们把正规渠道管得太死，赋分制本身就会变成一纸空文——因为没有人能通过正规渠道完成登记。”
他停下来，看了一眼秦铭。秦铭的眉头仍然皱着，但没有打断。
“所以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赋分制框架内，保持现有监管力度不变。不进一步收紧，也不放松。让赋分制发挥它作为‘信号机制’的功能——告诉家长和市场，侵入式接口不是免费的午餐。同时，让企业有足够的空间去迭代产品、降低成本、积累数据。用市场的力量来推动技术走向成熟，而不是用政策的闸门把它拦在外面。”
他合上文件夹，靠在椅背上。
“这本质上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希望有充分的安全数据再放行技术，但安全数据本身需要技术在真实环境中运行才能积累。我们不干预，企业会自己推进临床试验——因为竞争压力逼着他们推进。我们如果干预过度，企业会把临床试验转移到海外，数据照样积累，只是不在我们这里积累。等他们在海外把技术打磨成熟之后，再回过头来进入我们的市场——到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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