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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下旬，盛夏的暴雨来得毫无征兆。周明远参加欧盟线上听证会那天，北京下了一场透雨。雨水从银杏叶片上倾泻下来，在树根周围汇成一道浅浅的水流，树洞里的小风被雨打得东倒西歪，但茎秆始终没有断。
周明远坐在客厅里，笔记本电脑放在茶几上，旁边放了一杯林晚晴刚沏的红茶，茶面上浮着一片很小的柠檬。他戴上了耳机——不是神经接口，是普通的有线耳机，插在笔记本电脑的音频接口上，线有点长，在茶几边缘绕了一圈。屏幕上是视频会议界面，欧盟公约秘书处的线上听证会正在进行。主持人是一个头发花白的委员，背景是一面深蓝色的欧盟旗帜。他把摄像头打开，背景是自家客厅的白墙，墙上挂着周雨幼儿园画的画——暖色的手，亮色的手。他没有刻意调整摄像头角度，那幅画就在他身后，安静地挂在相框里。
轮到他发言时，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安全参数表格通过屏幕共享展示出来。这些表格之前已经在星核科技内部评审会上展示过很多次，架构组的年轻工程师们早已耳熟能详；后来被写入工信部行业标准草案的附录，在陈默的文件夹里夹了好几个月。但今天在屏幕上共享给布鲁塞尔的委员们时，每一行数据旁边都有一段极简的文字标注——不是统计术语，是他在便签上反复修改后写下的白话。
他花了约十分钟陈述了数据的基本框架——从初级植入到测试到回调，每一步的参数变化都对应着真实的神经适应性波动。他没有用“预测编码误差”“体感所有权校验”“前额叶皮层抑制信号增强”这类术语。他说：“这些数据是我用自己的神经系统一点一点采集的。每一个参数都对应着某一天凌晨，我用自己的手确认自己还在的动作。”他把回调期间自主感评分的变化曲线展示出来，手指点在平台期最宽的那一段——“这个平台期告诉我们的不只是技术参数。它告诉我们：大脑在经历过极端适应之后，需要足够长的时间才能重新校准‘意图’和‘行动’之间的时间差。这个时间不是理论推导出来的，是我一步一步走出来的。”他把手指从屏幕上移开，靠在椅背上，对着麦克风说了最后一句话——“数据可以被脱敏。但那个动作不应该被忘记。”
屏幕上的欧洲会议室里，发言席旁边的实时视频框中，几位委员安静地坐在各自的位置上。那个头发花白的委员对着麦克风用带着口音的英语说了一句，声音很轻但很清晰——“我们会的。”他的电脑屏幕上同时亮起了几个来自不同国家的小窗口，每个窗口里都有人在微微点头——不是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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