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山海关时，我在想什么？”
“什么？”
“我在想我父亲。”沈砚之的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之乱，八国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兵锋直指北京。当时我父亲在山海关任守备，接到朝廷急令，要他率部入京勤王。但他没去。”
他转过身，看着程振邦：“你知道为什么吗？”
程振邦摇头。
“因为山海关不能丢。”沈砚之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着异样的光，“父亲当时说，京城陷落，尚有回旋余地；山海关若失，则满洲门户洞开，外虏长驱直入，华夏危矣。所以他违抗军令，死守关城。后来联军果然没有东进，但朝廷秋后算账，父亲被革职查办，押解进京。临行前夜，他把我叫到跟前，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砚之，记住，守国门者，不为一家一姓，而为天下苍生。’”沈砚之一字一顿，“这句话，我记了十年。”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煤油灯燃烧的噼啪声，和窗外呼啸的风声。
程振邦沉默许久，才开口：“所以你起义，不光是为了推翻满清？”
“推翻满清是手段，不是目的。”沈砚之走回桌边，手指在地图上划过，“我要的，是一个不再有外虏叩关、不再有割地赔款、不再有百姓流离失所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必须从打破旧枷锁开始。”
他抬起头，目光如炬：“山海关，就是我们要打破的第一道枷锁。”
十月二十八日，清晨。
山海关东罗城外的校场上，黑压压站满了人。
三千乡勇，三千张被北风雕刻过的面孔。他们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有棉袄，有短褂，有破旧的军装，甚至还有穿着羊皮袄的。手里的武器也五花八门：老套筒、汉阳造、抬枪、大刀、长矛...在晨光中泛着冷硬的光。
沈砚之站在临时搭起的高台上，身后是程振邦和十几个骨干。他今天穿了一身洗得发白的蓝色军装——那是他父亲留下的，肩章和领花已经拆掉，但洗得很干净，熨得很平整。
台下鸦雀无声，三千双眼睛看着他。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声音在寒风中传得很远：
“弟兄们！今天站在这里的，有跟我父亲一起守过关城的老兵，有被官府逼得活不下去的农民，有读过书、知道天下大事的读书人，还有只想混口饭吃的苦力。我们身份不同，来历不同，但今天，我们站在了同一个地方——”
他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