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的二月，寒风料峭，上野公园的樱花尚未绽放，枯枝在铅灰色的天空下伸展，如同无数指向苍穹的质问。沈砚之独自坐在一间和式书斋的窗前，面前摊着一份几天前的《朝日新闻》，头版上，赫然是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服的戎装照，标题称其为“中国之强人”。他端起粗陶茶盏，茶已凉透，苦涩的余韵在舌尖蔓延。
距二次革命失败，他率残部在程振邦的拼死接应下，从烟台乘日本商船东渡，已过去整整四个月了。四个月，足以让一个满腔热血的军人，在异国的清冷公寓里，将失败的苦涩咀嚼上千百遍。
门被轻轻拉开，一股冷风随之卷入。来人是陈英士，这位昔日在上海叱咤风云的革命党人，此刻也敛去了几分锐气，眉眼间带着掩不住的倦意，但目光依旧炯炯。
“砚之，又在看这些？”陈英士瞥了眼桌上的报纸，语气里带着不屑，“一张废纸罢了。”
沈砚之起身，为他斟茶：“英士兄，废纸有时也能蒙蔽人的眼睛。若不看清对手的嘴脸，下一仗如何打法？”
陈英士坐下，接过茶盏暖手，叹道：“中山先生正在召集各方同志，准备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重订章程，严明纪律。今日午后，在神田区的一处寓所开会。先生特意让我来请你。”
沈砚之目光微动。流亡以来，他与孙中山见过数次，也与其他各派系的流亡者多有往来。关于失败的原因，关于未来的路，众说纷纭。有人归咎于宋教仁遇刺后法律解决幻想的破灭，有人痛斥各省都督的犹豫观望、各怀鬼胎，也有人对革命党自身组织松散、号令不一而扼腕叹息。
“先生的主张，我听说了。”沈砚之缓缓道，“党员必须立誓绝对服从先生，并按指模。这一点，很多同志难以接受。”
陈英士点点头，面露无奈：“是。黄可强先生便因此与先生意见相左，已决定赴美游历，暂不参与。李协和、谭石屏诸公也多有异议。党内裂痕，恐怕短期内难以弥合。”
沈砚之沉默。他理解孙中山痛定思痛、欲以铁腕重整队伍的急切心情。北洋军队为何能打？因为袁世凯一人令下，如臂使指。而革命党这边，每次起义都像是一场临时拼凑的豪赌，赢了固然好，输了便一哄而散。他在山海关起兵时，三千乡勇是他父亲一手带出、自己悉心经营多年的子弟兵，能同生死。可一旦汇入革命大潮，各方军队、会党、政客纷至沓来，人心便散了。二次革命，他麾下虽有旧部，但更多是临时集结的各省联军，战事稍有不顺，便有人动摇、后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