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要粮要兵？”
沈砚之没有说话。
周世安又灌了一杯酒，把杯子重重地搁在桌上。“我跟孙中山干过，跟黄兴干过，跟宋教仁也干过。宋教仁死的时候，我哭了整整一夜。你知道为什么？不是因为宋教仁对我有多好，是因为我觉得——他死了，这个国家就再也没有人能讲道理了。”
“宋教仁想用议会、用选票、用法律来管住袁世凯。结果呢？袁世凯不跟你讲道理，袁世凯跟你讲子弹。现在孙中山也要跟袁世凯讲子弹了，可咱们的子弹比袁世凯少得多。”
“所以就不打了？”沈砚之问。
周世安抬起头，看着他，眼睛里的血丝像一张密密麻麻的网。
“打。怎么不打？”他说，声音忽然低了下去，像是在说一个秘密，“但我打不动了。砚之，我打不动了。我今年五十三了，从甲午年就开始扛枪。打日本人是打，打清兵是打，打袁世凯也是打。打了快二十年，我连一间自己的房子都没有，连老婆孩子都不敢接在身边。你说，我图什么？”
沈砚之没有回答。
周世安也不需要他回答。他又倒了一杯酒，端起来，对着窗户的方向举了举，像是在敬谁。
“图一个将来。”他说，“图我的儿子，不用像我一样，扛着枪去打中国人。”
说完，他把那杯酒一口干了，然后趴在桌上，睡着了。
那是沈砚之最后一次和周世安说话。第二天早上，周世安让勤务兵送来***枪和一张纸条，纸条上写着四个字：“你们走吧。”然后他骑着马，一个人往南走了。
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
沈砚之把那把手枪别在腰后，一直没有用过。
当天夜里，第三混成旅残余的四百多人趁着夜色离开了滦州。队伍沿着滦河往北走，避开大路，专走山间小道。雪地上留下一串串深深浅浅的脚印，很快又被新雪覆盖。
沈砚之走在队伍中间，身边是赵德柱和几个营连级的军官。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马蹄声在寂静的夜里闷闷地响着，像是大地的心跳。
走了大约两个时辰，队伍在一处山坳里停下来休息。赵德柱派人去前面探路，其他人在背风的山坡上生了几堆火，烤着随身带的干粮。
沈砚之坐在一块石头上，从怀里掏出一张折得整整齐齐的纸，展开。纸上是一封电报的抄件，是三天前从南方辗转传来的，只有一句话：
“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黄兴流亡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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