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打起来了，水路走不通。”马老三说，“先去上海，再从上海转道去南京。上海租界多，查得松，好走。”
沈砚之想了想，点头：“好。”
“那你就住这儿。”马老三说，“我去给你弄点吃的。老刘，你跟我来，帮我搭把手。”
两人出去了。沈砚之在床边坐下，看着桌上的包袱。蓝布长衫，瓜皮帽，这是典型的商人打扮。他把自己的破棉袄脱下来，换上长衫。长衫有点大，但还算合身。他又戴上瓜皮帽，对着墙上的破镜子照了照。
镜子里的人，脸色苍白，眼窝深陷，脸颊消瘦。脸上缠着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眼睛里有血丝，但眼神很亮，像两点炭火。
这就是现在的沈砚之。一个伤痕累累、前路未卜的革命者，一个被全国通缉的“乱党”，一个要去南方寻找希望的逃亡者。
他拿起那瓶盘尼西林，倒出两片，和水吞下。药很苦，苦得他皱起眉头。但他知道，这药能救命。
外面传来脚步声，是老刘和马老三回来了，端着两碗面。面是打卤面，卤子里有肉末、黄花菜、木耳，香气扑鼻。
“趁热吃。”马老三把碗放在桌上，“吃完了好好睡一觉。明天一早，我送你去码头。”
沈砚之端起碗，大口吃起来。面很香，肉很多，是他这几天吃得最好的一顿。他吃得很急，差点噎着。老刘拍拍他的背：“慢点，慢点。”
一碗面下肚，身上暖和了，力气也回来了一些。沈砚之放下碗，看着老刘和马老三：“二位的大恩，沈某记下了。若有来日，定当报答。”
“说这些干啥。”老刘摆摆手，“沈先生，我就一句话：活着到南边，把你想干的事干了。让我儿子，让我，让千千万万像我们这样的人，没白死，没白活。”
马老三点点头：“对，就是这个理。”
沈砚之看着这两个素昧平生的普通人。他们没有读过多少书，不懂什么大道理，但他们知道，这世道该变。他们愿意帮一个陌生人，冒着杀头的风险，不为钱，不为利，只为了心里那点念想。
这就是中国的老百姓。沉默的大多数，承受着一切，也孕育着一切。
夜深了。沈砚之躺在床上，听着外面的更鼓声。天津的夜不安静，远处有轮船的汽笛，近处有妓女的歌声，还有巡夜的梆子声，一声，又一声。
他想起北京，想起陆军部那间小小的办公室。想起每个深夜，他坐在发报机前，滴滴答答地敲着电键。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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