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时肯定还要继续连着打，冬小麦的播种和春耕都没了。
连续耽误两年农时，造成的大面积饥荒饿死的人数量，肯定比“三年里有两年发生大面积误农、歉收，但这两年是间隔的”，要多得多。
毕竟中间有个正常年份间隔的话，很多死亡线上的百姓可以缓过一口气，有点积蓄余粮的可以靠积蓄余粮撑一下。
但两个大荒年连在一起，余粮积蓄全部吃光，就只能人吃人了。
瘟疫也是同样的道理，越叠加越容易传染。
两场10%人口感染的瘟疫，说不定就渐渐平息群体免疫了。一场20%人口感染的瘟疫，说不定就到了总爆发的临界点，后续会恶化到30%、40%感染率。
但法正坚持扩大战争的理由也有点说服力，他认为长痛不如短痛，如果灭曹能提前一年甚至两年，早点儿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百姓痛苦也会小一点。
刘备说实话有些心动，拿法正的意见跟荀攸商量了一下，又跟刘巴、诸葛瑾商量了一下。
荀攸没有明显倾向，只是劝刘备决策前要慎重。
而诸葛瑾和刘巴则是明确劝刘备别这么干，这么大事儿应该先跟丞相商量商量。
颇懂经济规律的刘巴还私下跟刘备表达了一种观点：
桓灵时天下大乱，汉统衰微，当时可不是仅仅因为“战乱不断，百姓困苦”，而是天下的土地兼并、贫富悬殊等等种种社会弊端，已经积累到了非常深重的程度了。
所以，早点结束战争状态，却不解决社会问题、不对社会经济运作做好改造的话，就算重归和平，说不定反而掩盖了更多问题，那也就是回到冲质桓灵之前的汉安帝、汉顺帝时期。
换句话说，形势会比桓灵好不少，但程度也有限。如果说桓灵状态属于“三十年后就要亡天下”，安帝顺帝时期也不过是“六十年后要亡天下”。
刘备总不会希望他将来传位给后人，天下也只有五六十年太平吧，那可是比刘秀中兴的效果还差得远了——当然这话刘巴不敢直接说，只是潜台词里隐藏了这个道理。
最后，刘巴敏锐地指出，说他这些年来搞经济工作、得丞相耳提面命教诲、学习进步，揣摩出了一个道理：
那就是战争状态可以转移内部矛盾，并且利于推进改革。
有些改革在和平年代阻力重重，那是因为没法用“需要上马这项改革来提升朝廷对外战斗力”这个借口，让一切阻挠者让路。
而战时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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