及至五代初改由士人充任，为适应连年战争的局面，枢密院的职掌范围随之扩大，枢密使的地位也迅速上升。
后来又逐渐被武臣所掌握，办事机构也日益完善，建立起日趋庞大的枢密院机构，总揽财权、政权、军权，逐渐由内廷向外朝的转化，成为正式的决策机构。
但这却又导致了一个隐患，那就是由武臣掌管枢密院，使得统兵大将却兼有调兵权，本该有的制衡却荡然无存。
只不过后唐、后晋和后汉，都是由河东节镇起家，枢密使的这颗雷并没机会爆。
直到后周太祖郭威以枢密使的身份出镇邺都，并表演了一出“澶州兵变”、“黄旗加身”的大戏。
但郭威与后来的赵匡胤不同，并没有就此削去枢密使的权柄，而是让王峻担任这个要职。
王峻此人非同一般，他可以说是跟郭威“同穿一条裤子的好哥们”，郭威常以表字或“兄”称呼于他，不仅任枢密使兼宰相，还出镇藩镇兼领节度使。
但王峻自恃功高十分骄纵，当年曾阻拦皇子柴荣渡河回京，更是经常对军国政事指手画脚。
当然王峻并不是关键，这货的下场不太好，最后被郭威贬黜而死。
不过在王峻之后接任枢密使的正是郑仁诲。
在郭威自己以枢密使之位造反，且又出了王峻这档子事之后，郭威还能任命郑仁诲为枢密使，可见对其是何等信重。
而且真要说起来，从郑仁诲担任枢密使开始，到后来北宋以文臣知枢密事为定制，这是枢密院制度演变过程中的关键阶段。
文人充任枢密使源自五代初，但那时更多是取代宦官的作用，枢密院并不是一个完善的部门机构。
武臣掌枢密院时期更不用说，统兵权、调兵权的界限比较模糊，枢密使通常也会亲自带兵出征。
哪怕到了王峻时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在郭威称帝之后，王峻也曾多次领兵外出作战。
直至郑仁诲接任枢密使，再到如今的枢密使魏仁浦，以及历史上赵匡胤建立北宋，枢密院彻底被士人掌控，调兵之权与统兵之职由此分离。
所以郑仁诲的历史地位摆在这，加之世宗柴荣对其敬重有加，他的病逝其实比折从阮、刘词之死更为紧要。
也难怪向训和王朴会星夜赶往郑府吊唁。
李奕之所以第一时间认为这事不重要，无非是他考虑事情总是以未来为锚点，从而忽略了郑仁诲活着时在世宗一朝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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