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闻岭北需将领驻守，他直接找到中军都督府，拍着胸脯保证：“末将去过阿尔泰山，知道那里的险要！愿带所部驻守科布多榷场，敢有劫商队者，定斩不饶！”
他的勇猛在军中早有耳闻，朱高炽看了他的请战书，当即批了“准”字。
徐忠时任河南都指挥使司佥事，正负责河南军屯，种粮经验丰富。
他上书直言：“岭北要粮草自足，需学中原屯田之法。末将愿带军户子弟，去克鲁伦河畔试种麦粟。”
此时的他刚从云南平叛回来，深知军屯对守边的重要性，把河南的屯田法子搬到草原，正是他的专长。
盛庸则在山西都司任指挥同知，常年防备蒙古残部南下。
他的请战书更实在：“末将愿率所部，一半护商路，一半教拓荒百姓扎营、防狼、识水源。”
他在边地待了十年，太清楚中原百姓到了草原会遇到什么难处——这些经验，比单纯打仗更有用。
这些名字，此刻或在地方任上，或在军中历练，都还未走到历史上的风口浪尖，却因通政使司的宣传、因岭北拓荒的号召，提前将目光投向了北方草原。
不管是儒生还是武将，都看出了岭北的重要性。
这可不是一时兴起的边地经营，而是朝廷实打实推行的国策，分量丝毫不输于正在筹备的水师海贸。
儒生们盯着岭北的学堂、礼法、律令与纲纪，知道在这里立下的文脉根基，能抵得过十万雄师——就像当年董仲舒在西域推儒学，看似无形，却能让蛮夷从心里认大明为正统。
武将们则盯着商路、烽燧，清楚守住这条横跨草原的通道，既能让铁骑随时震慑各部，又能让军饷从榷场税银里出，不用再靠关内转运，这实惠比打十场胜仗还实在。
水师贸易能赚海外的银子，岭北商路能稳草原的人心；海船能载瓷器丝绸去异域，草原的战马牛羊却能直接充实大明的武备与粮仓。
一个向海，一个向陆，都是朝廷要攥在手里的命脉。
现在通政使司把调子定得这么高，太子和胖殿下亲自盯着，傻子都知道，去岭北不是临时差事，是能写进史书的正经功业——做得好，将来论功行赏，绝不会比跟着水师下西洋的功臣差。
所以儒生们带着经书抢着去办学，武将们攥着刀抢着去守燧，都是奔着这国策里藏着的机会来的，谁都不想落在后面。
他们的奏疏堆在朱高炽的案头，字里行间都是“愿效张骞”、“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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