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百姓祈福避祸的寄托，纵使是本土传承千年的道教，也守着“不涉政事、不扰俗务”的底线，道士清修于道观，信众祈福于庙堂，从无一人敢以教规干涉朝政，更无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战皇权。
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被严令约束，终究归于清净，绝不容许教权有半分凌驾于国法之上。
可南洋的伊斯兰教，却是全然不同的光景。
这教派自传入南洋，历经数百年浸润，早已深入诸邦的肌理，与邦国的政权、百姓的生活缠结在一起，难分彼此。
教规不仅是教徒的行为准则，更成了民间的行事规范，饮食、服饰、婚丧、作息，事事皆有教规束缚，半分不得违逆；清真寺不仅是礼拜之所，更是部族的核心，寺中阿訇的话语，比邦国官吏的政令更有分量，教徒唯阿訇马首是瞻。
更甚者，教权早已渗透进政权，南洋诸邦的君王贵族，本身皆是虔诚的***，邦国政令的制定，必先顾及教义规条，贵族议事的决断，必请教中领袖首肯，教规与国法相融，教权与政权牵绊，甚者在一些小邦，阿訇便是实际的掌权者，教规直接等同于国法。
这般光景，在自幼浸银大明礼法、奉皇权至上为圭臬的朱雄英看来，简直是离经叛道，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异端。
在他的认知里，世间任何教派，若敢以教规束缚万民，以教权干涉朝政，便是乱国之源；若敢挑战皇权的至高无上，便是与大明的社稷纲纪为敌。
这般教门，既无敬畏皇权之心，又无恪守国法之念，反倒将教权置于一切之上，与大明所奉行的天下理念背道而驰，这哪里是正经的宗教，分明是祸乱邦国的邪教！
所以朱雄英实在无法理解，也无法容忍，天下竟有这般教派，能凌驾于君权国法之上，能让万民舍皇权而从教权——这在大明，便是十恶不赦的大罪，便是抄家灭族的下场，更何况是在邦国之中大行其道。
而这，正是大明与南洋诸邦最核心的隔阂。
一方是皇权至上、教随国定，绝不容许教权干政；一方是教俗相融、教权掣肘政权，信仰早已成为邦国的根基。朱雄英的怒斥，不过是将这道根深蒂固的矛盾，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让厅中诸人皆知，这道鸿沟，远比贵族争利的乱象更难跨越，远比地域文化的差异更难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