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着几个水杯和几本文件夹。会议桌的两侧各有几把椅子，靠墙还有一排椅子。
但我的目光没有在会议桌上停留。我的目光被会议桌最上首的那个人吸引住了。
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深色的夹克，没有穿军装，但那种气质——那种坐在哪里都像坐在指挥中心的气质——是军装之外的。他大约五十多岁，头发梳得很整齐，面容方正，眉目之间有一种不怒自威的东西。他的手指交叉放在桌面上，手指不长，但很粗壮，指节突出，像一双常年握枪或者握笔的手。
他面前摊着几份文件，文件旁边放着一部黑色的电话机和一个保温杯。
林岳峰走到他面前，立正，敬礼。
“报告，人找到了。”
那个军官抬起头，看了林岳峰一眼，然后目光越过他，落在了我和赵远航身上。那目光不重，但很有分量，像一块被仔细称量过的石头，稳稳地落在你身上，不偏不倚。
“让他们进来。”他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像潜艇在静默巡航时的声纳——你听不到它，但它一直在听你。
林岳峰侧身让开。我和赵远航走进会议室，站在长条桌前。灯光明亮，白色的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整齐地排列着，把会议室的每一个角落都照得纤毫毕现。在这种光线下，任何伪装都是徒劳的——你的黑眼圈，你的红脸，你的病号服上那些褶皱，你嘴角可能还沾着的孜然粒，全都会被看得一清二楚。
那个军官看着我们，看了大约五秒钟。然后他开口了，声音还是那样平静。
“陈海生，赵远航。”
“到。”我和赵远航同时应了一声。
“身为军官，要以身作则。今天的事，下不为例。”
他停了一下，看着我们。
“好了，既然回来了，都坐下吧。”
我和赵远航一脸蒙圈，还站着。
坐？坐哪里？会议室里那么多椅子，我们坐哪一把？我们是什么级别？我们有什么资格坐？我们是穿着病号服、喝了一肚子啤酒、被林岳峰从酒馆里拎回来的两个——两个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定义自己。前潜艇艇长？前核反应堆工程师？两个九十一岁和七十三岁的、莫名其妙变年轻了的老头子？两个在ICU里醒来、穿着病号服跑过半个北京城、在小酒馆里喝到天亮的人？
我们站着没动。
林岳峰的嗓门提得八丈高。
“让你们坐下！”
那声音在会议室里炸开，像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