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还没亮透，窗外灰蒙蒙一片，秋风刮得枯树枝直响，东边的房门就被笃笃笃地敲响了。
“新媳妇该起了，灶房的火该生了。”
是赵凤英的声音，不高不低，却带着一股不容商量的利落劲儿。
苏晚晴睁开眼，身下的地铺虽然垫了层旧棉絮，依旧硌得她骨头酸疼。
她盯着结了蜘蛛网的房梁看了一秒——在现代，这个点她可能才刚刚结束一个通宵的庭前会议，但这里是1976年，鸡鸣即起，是刻在时代骨子里的生存法则。
她没赖床，利落地翻身穿衣，将被子叠成一个标准的豆腐块，推门走了出去。
灶房里是垒得半人高的土灶，烧的是干柴和茅草，原主的记忆里有生火的模糊印象，但当苏晚晴真正蹲下身，抓起一把干草塞进灶膛点燃时，才发现理论和实践隔着一道鸿沟。
茅草塞得太实，浓烟瞬间倒灌而出，呛得她剧烈咳嗽，眼泪直流，白净的脸颊上蹭了两道黑灰。
赵凤英不知何时搬了个小马扎，坐在灶房门口的屋檐下，手里纳着厚厚的千层底。
她没有半句指点，也没有出声嘲讽，只是用眼角的余光，一下一下地扫视着苏晚晴狼狈的模样。
她在试探，这个昨天敢跟她儿子签“协议”、把苏家治得服服帖帖的新媳妇，到底有几分真骨气。
苏晚晴咬紧后槽牙，一声没吭。想当年，为了通过号称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她熬干了多少个日夜，这点生活常识还能难倒一个法学硕士？
她深吸一口气，回忆着物理燃烧原理，用火钳将灶膛底部的干草挑松，架空出足够的氧气流通空间，再将细树枝呈锥形架上去。
只听呼啦一声，原本熏人的浓烟散去，一簇明亮的火苗稳稳地舔上了锅底。
坐在门口的赵凤英纳鞋底的动作微微一顿，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早饭是碴子粥，配了几个窝头和一碟切得整整齐齐的芥菜疙瘩，苏晚晴将三只粗瓷大碗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碗沿成一条直线，连三把木勺的勺柄都严丝合缝地朝向右侧。
这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现代职业病，但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婆婆眼里，这叫规矩大、干事利索。赵凤英的视线在桌上转了一圈，依然没说话，但神色缓和了些。
吃完饭，赵凤英放下了碗：“去，烧锅热水，端进去给衍洲洗把脸，擦擦身子。”
苏晚晴应了一声，舀了热水兑好温凉，端着印着红双喜的搪瓷盆走进了东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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