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果然将那份酝酿已久的改革法案提交了上去。
霍乱的阴霾刚从伦敦的街巷间散去，空气中还残留着石灰消毒的气味，议会大厦的走廊里却已经提前进入了另一个季节——不是秋天，是春天，是那种积雪刚刚消融、所有蛰伏的野心都在泥土下蠢蠢欲动的早春。
书记官们抱着成捆的文件在走廊里小跑，靴跟敲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密如鼓点的回响。
伊丽莎白坐在上议院旁听席的前排，脊背挺得笔直，目光从那些正在低声交谈的议员们脸上一一扫过。
她今天穿了一条深蓝色的裙子，领口别着那枚珍珠胸针。
她看见中立派议员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向赞成方的投票通道，他们的脚步声在大厅穹顶下回荡着，像一把不断被敲响的、沉闷而坚定的钟。
她看见几个曾经在窗户税废除案上坚决反对的老托利党人坐在座位上，沉默着，犹豫着，手指在扶手上反复敲击，敲了又停，停了又敲。
其中一位头发花白的伯爵在座位上坐了许久，他的同僚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身边走过，走向反对方的通道，他却仍然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叠在膝上，像是在按住什么即将挣脱的东西。
他忽然站起来，朝赞成方走去。他的同僚们转过头看着他，有人低声骂了一句，他没有回头。
这是她在这间大厅里第二次看到托利党如此分裂。
上一次，是多年前天主教解放法案表决的时候。
那一次，老派托利党人咒骂那些投赞成票的同僚是叛徒，温和派则说这是时代的要求，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挡的。
那一次，温和派赢了。但至少，那一次托利党还勉强维持着一个整体的骨架。而这一次，裂痕比上一次更深、更宽，更不可能弥合。
那些在疫情中仓皇逃往乡间的贵族们丢下的，不只是他们在议席上的尊严，还有整个托利党赖以生存了近一个世纪的东西——对乡绅和贵族的信任，对传统秩序的维护，对那些世世代代投他们票的选民们的承诺。
如今那些中产阶级选民正在成群结队地转向辉格党，像一条改道的河流，一去不返。
查尔斯·格雷伯爵坐在上议院前排的席位上，他的手指搭在扶手上，姿态从容得像是已经等了这一刻很久很久。
唱票结束，书记官将最终结果呈递上去，数字被高声念出。
赞成方超过反对方。法案通过了。格雷伯爵靠在椅背上，嘴角终于浮现出一丝志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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