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4月，南京。
春日的秦淮河依然桨声灯影，但空气里已经没有了三个月前那种改天换地的热烈。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孙中山已经辞去职务，清帝溥仪的退位诏书贴在街头巷尾，墨迹在江南的梅雨里渐渐晕开。一切都尘埃落定，又似乎一切才刚刚开始。
沈砚之站在陆军部招待所的窗前，望着街对面的总统府——现在应该叫前总统府了。那座中西合璧的建筑依然气派，但门口站岗的卫兵已经换成了北洋军的灰蓝色军服。三天前，孙中山从这里搬出，带着简单的行李，回到上海去了。
“沈团长，程将军来了。”
副官周文斌的声音在身后响起。沈砚之转过身，看见程振邦大步走进房间，军靴踏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声响。和三个月前相比，这位新军将领瘦了些，下巴上多了些胡茬，但眼睛依然锐利。
“程兄。”沈砚之迎上去。
“砚之，坐。”程振邦摆摆手，自己先在椅子上坐下，摘下军帽放在桌上，露出剃得发青的头皮。他看了看沈砚之，又看了看窗外，突然苦笑一声：“没想到，咱们在山海关流血拼命，最后换来的是这个结果。”
沈砚之沉默。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什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北洋军控制了北方，而南方各省的革命军，现在面临着裁撤、整编的命运。
“孙中山先生临走前，我去见了他一面。”程振邦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点上，深深吸了一口，“他说，为了顾全大局，为了国家统一，他必须让出这个位置。他还说，相信袁世凯能遵守《临时约法》，走共和之路。”
“程兄信吗？”
“我信个屁！”程振邦猛地一拍桌子，烟灰簌簌落下，“袁世凯是什么人？戊戌年他干了什么，你我都清楚！这种人，能信？”
沈砚之没说话。他走到桌边，给自己倒了杯茶。茶叶是南京本地的雨花茶，泡在水里，针状的叶片慢慢舒展开，像一支支碧绿的小剑。
“陆军部下午开会，说的就是裁军事宜。”程振邦的声音低了下来，“咱们这些从山海关带出来的兵，要整编成一个混成旅，归北洋军节制。你，我，还有下面那些兄弟，都要重新安排职务。”
“怎么安排？”
“你，”程振邦看着沈砚之，“去北京，陆军部任职，上校参议。我留在南京，混成旅旅长。下面的兄弟，愿意留下的，整编后军衔降一级。不愿意的，发三个月饷银，遣散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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