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活的。”沈砚之打断他，脚步不停，“一千五百人的编制，咱们报。可多出来的人，咱们自己养。垦荒，筑路，开工厂——他袁世凯不管，我沈砚之管。”
程振邦愣住了，随即咧开嘴，笑得像捡了宝：“我就知道！就知道你沈砚之不是孬种！”
“别高兴太早。”沈砚之脚步不停，声音在风里忽高忽低，“养四千五百张嘴，不是容易事。咱们那点家底，撑不了几个月。”
“那咋办？”
“找钱。”沈砚之说，目光投向远处，那里是前门大街，商铺林立，车水马龙，“北京城里，有的是有钱人。愿意掏钱保这支队伍的，不会没有。”
“可这...这不是违抗军令吗？万一上头追究...”
“追究？”沈砚之冷笑，“他袁世凯现在焦头烂额的事多了去了，宋教仁案还没了，善后大借款列强还在扯皮，南方的国民党虎视眈眈...只要咱们不明着抗命，暗地里的事，他一时半会儿顾不过来。”
两人沿着西长安街往西走。街上熙熙攘攘，黄包车、马车、行人，挤成一团。卖糖葫芦的吆喝，卖烤白薯的冒热气，穿旗袍的太太挽着穿西服的先生，有说有笑地走过。这就是北京，天子脚下，共和新都，看起来一片太平景象。
可沈砚之知道，这太平是纸糊的，一捅就破。纸下面，是涌动着的暗流，是看不见的刀光剑影，是你死我活的争斗。而他和他的弟兄们，就在这暗流里挣扎，要么游过去，要么淹死。
“振邦。”
“嗯？”
“你说，”沈砚之忽然问，声音很轻，“咱们当初闹革命，到底为了什么？”
程振邦被问住了。他挠挠头，想了一会儿：“为了...不当奴才了呗。为了有个说话的地儿，为了能挺直腰杆做人。”
“是啊，挺直腰杆做人。”沈砚之重复着，目光飘向远处，飘向南方，飘向那片他们曾经为之流血牺牲的土地，“可要是连饭都吃不饱，腰杆挺得再直，又有什么用？”
程振邦不说话了。两人默默地走，军靴踩在积雪未化的路面上，咯吱，咯吱，像某种沉重的叹息。
走到西单牌楼，沈砚之停下脚步。牌楼下有个老乞丐，蜷在墙角，面前摆个破碗，碗里只有几个铜子。老人穿得单薄，在风里瑟瑟发抖，脸上脏得看不清模样，只有一双眼睛，浑浊的，空的，像两口枯井。
沈砚之站住，看了很久。然后他从兜里掏出一块银元——那是他这个月的薪饷，刚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