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步通过了检票口。
站台上，火车已经等在那里。黑色的车头喷着白气，像一头喘息的巨兽。车厢里陆续在上人，嘈杂声、吆喝声、孩子的哭声混成一片。
沈砚之找到三等车厢，踩着铁梯上去。车厢里弥漫着一股霉味、汗味和煤烟味混合的气味。他顺着窄窄的过道往前走，找到了七号包厢。
包厢里已经有人了。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穿西装的中年人，正拿着份报纸看。对面坐着一对母女，母亲四十来岁，女儿大概十五六岁，都穿着半新不旧的旗袍，怯生生地坐着。
沈砚之的铺位是靠窗的上铺。他把藤箱塞到铺位底下，脱了鞋，爬上去躺下。车厢顶很低，坐起来就会碰到头。他侧躺着，面朝里，假装睡觉，耳朵却竖着，听着周围的动静。
九点四十。汽笛拉响了，长长的一声，震得车厢都在抖。火车缓缓开动，站台上的灯光、人影向后退去，越来越快，最后连成一片模糊的光带。
出了城，外面彻底黑了。只有偶尔经过的村庄，才会有点点灯火一闪而过。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车轮轧过铁轨的哐当声，均匀而单调。
沈砚之闭上眼睛，但没睡。藤箱就在身下，隔着薄薄的铺板，能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些文件，那些信，那些账册……每一张纸，都可能改变时局，也可能要了他的命。
突然，包厢门开了。
沈砚之没动，但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进来的是赵伯钧，那个在候车室搭话的人。他冲包厢里的几个人点点头，然后走到沈砚之铺位下面，敲了敲床板。
“沈先生，睡了吗？”
沈砚之慢慢坐起来，往下看：“赵先生有事？”
“睡不着，想找人说说话。”赵伯钧笑着，“方便下来坐坐吗？我这儿有好茶。”
对面那对母女已经躺下睡了，西装中年人还在看报纸，但眼睛不时往这边瞟。
沈砚之犹豫了一下，还是爬了下来。赵伯钧已经在靠窗的小桌边坐好，从手提包里掏出个小铁罐，两个搪瓷杯，又变戏法似的拿出个暖水瓶。
“正山小种，朋友从福建带来的，尝尝。”他沏上茶，热气腾腾的。
茶确实香，在浑浊的车厢空气里，这香气格外清新。沈砚之接过杯子，道了声谢。
“沈先生是保定人？”赵伯钧抿了口茶，很随意地问。
“祖籍保定，这些年在外奔波，很少回去了。”
“做什么营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