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大头死了以后，咱们这儿的空气是稍微松动了点，可段祺瑞那帮人比袁大头还狠！前些日子，他们刚查抄了我们几个同志的住处，老张……老张已经被抓进去了，至今生死不明。”
沈砚之将皮箱放在桌上，打开，里面除了几件换洗衣物，便是孙中山的亲笔信函和一些活动经费。
“诸位同志，”沈砚之环视众人，声音不高，却带着一种安定人心的力量，“我此次奉孙先生之命，前来重整旗鼓。袁世凯倒了，但革命的敌人并没有消失。从今天起，我们要像钉子一样，钉在北洋政府的心脏里。刘云生，你负责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联络；王掌柜，药店这块阵地要守住，这是我们情报交换的中心；至于敢当……”
他看向窗外，石敢当正靠在墙根下，嘴里叼着根草茎，看似漫不经心，实则警惕地扫视着四周。
“敢当，你还是干你的老本行，车夫。但你要记住，你的车轱辘底下，不仅要跑活儿，还要跑消息。另外，想办法联系上你在军队里的那些老兄弟，哪怕只剩下一个，也要给我挖出来。”
“是！”众人齐声应道。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以“陆军部咨议”的身份，频繁出入于京津两地的军政要员府邸。他时而与某位旅长品茗论棋，时而与某位议员饮酒赋诗，在推杯换盏之间，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北洋军界的动向，同时也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那些对现状不满的军官。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他在一场宴会上遇到了当年在山海关有过一面之缘的北洋军少将旅长吴佩孚。两人谈及天下大势，吴佩孚虽对南方革命党人颇有微词，但也对段祺瑞的专横表示出不满。
“沈咨议，”吴佩孚借着酒意，低声对沈砚之说，“如今之中国，非袁项城时代可比矣。段合肥（段祺瑞）行事过于操切，恐非社稷之福。他日若有变，还需我辈军人主持公道啊。”
这句话，被沈砚之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知道，北洋军阀内部并非铁板一块，这正是他可以利用的突破口。
是夜，沈砚之回到“济世堂”密室，在灯下奋笔疾书，将这几日探得的情报和自己对局势的分析，一字一句地写在密信纸上，然后用特制的药水浸泡，待字迹隐形后，封入信封，交由秘密交通员送往东京。
窗外，秋风萧瑟，卷起地上的落叶。屋内，烛火跳动，映照着沈砚之坚毅的侧脸。他知道，一场横跨中日两国、渗透进北洋政府心脏的无声战争，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他，将是这风暴眼中，最孤寂也最坚定的执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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