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仗——他的每一次战役报告都写得清清楚楚，每一场仗都是怎么打赢的，牺牲了多少人，缴获了多少物资。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他打得太好了。在一个需要无能者的时代，一个人的能力本身就是一种罪名。因为你的存在，就是对所有无能者的无声审判。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审判谁。他想做的事情一直都很简单：守住父亲留下的那座关。只不过父亲守的是山海关，一座看得见摸得着的关。他守的是一道更虚无缥缈的东西——是民国建立那天孙中山先生说的“天下为公”，是他自己说过的“革命不是为了换一批人坐在原来的椅子上”。
这些话现在听起来像是上辈子的梦话。那些坐在椅子上的人，已经把椅子坐成了铁打的交椅。他们不需要革命了——他们自己就是革命要革掉的东西。
沈砚之把军装从椅背上取下来，披在肩上。审讯室没有镜子，他看不到自己的样子，但他能感觉到那七颗铜扣贴在胸口的重量。那个重量让他平静下来。他想，如果父亲还活着，看到他现在这副样子，大概会说一句话——“站着总比跪着强。”然后就不再说话了。父亲一辈子话少，但每一句都够他用一辈子。
他伸手从桌上的针线盒里拿出那枚被子弹打缺了口的宣统通宝——小林的那枚。他翻来覆去地看着那枚铜钱，缺口的边缘已经被他磨得光滑了，铜面上铸着的四个字“宣统通宝”在灯光下清晰可辨。他把铜钱放在掌心里，握紧，松开，再握紧。铜钱的温度从冰凉变成了温热，像一块被焐了很久的石头终于有了体温。
走廊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军靴踩在水泥地面上的脆响，节奏密集而有力，不是一个人，是至少三个人。脚步声在审讯室门口停住了，然后是卫兵立正敬礼的声音。
门开了。程振邦站在门口，身后跟着两个穿着和冯纪之同样灰色中山装的人，一男一女。男人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女人三十出头，梳着一个利落的短发，手里抱着一台打字机。程振邦的脸色很难看，额头上有一层细密的汗珠，呼吸急促，显然是跑着过来的。
“师长，”他的声音有些发抖，不是害怕的发抖，而是愤怒被强行压住之后的那种控制不住的发抖，“军政部来人了，要你签字。”
那个戴黑框眼镜的男人走上前一步，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放在铁桌上。文件是打印的，抬头印着“国民革命军军政部”的红字，下面密密麻麻地排着十几条条款。沈砚之没有碰那份文件，只是低头看了一眼。他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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