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点了点头。
老太太的眼睛忽然红了。她放下竹篓，哆哆嗦嗦地解开口袋的绳子，从里面掏出一件东西来。
是一件棉衣。
棉衣的颜色已经说不上来了，大概是深灰色的，布料磨得起了毛，肩膀上、袖口上、前襟上到处都是补丁，补丁的颜色各不相同——有蓝布、有黑布、有一块像是从麻袋上剪下来的。每一块补丁的针脚都密密麻麻，缝得结结实实。整件棉衣虽然破旧，却洗得干干净净，叠得整整齐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团云。
“这是……我儿子的。”老太太说，声音在风里打着颤，“他在你们队伍里当兵，上个月写信说要棉衣。我赶了一个月，把家里能用的布都用上了。可是……”
她说不下去了。
沈砚之心里一沉。他柔声问：“大娘，您儿子叫什么名字？”
“周……周有田。川北来的。”
沈砚之的后背僵住了。
周有田。三天前打掩护时牺牲的那个老兵。川北人，家里有个瞎眼的老娘。
他站在那里，嘴唇动了好几次，喉咙里像堵了一块石头，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他想告诉老太太，她的儿子是个英雄，一个人拖住了六个北洋兵，掩护了全队的撤退。他想告诉老太太，周有田最后说的那句话是“告诉我娘，我对不住她”。他想告诉老太太很多很多事，可他张了张嘴，只说出了一句：
“大娘，您怎么找来的？”
“我问了一路。”老太太说，“从川北走过来，走了十三天。到了泸州，人家说队伍撤了，往南去了。我又往南走，走了三天，碰上一个当兵的，说有个支队在马鞍坳歇脚。我就上来了。”
十三天。从川北到川南，几百里山路，一个瞎眼的老太太，背着一件棉衣，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
沈砚之的眼眶发酸，但他忍住了。他是支队长，几百号人看着他，他不能哭。
他伸手想接过棉衣。老太太却忽然把棉衣往回一收，抬起头问他：“我儿在哪？让我看看他。”
周围站着的几个士兵都把头低了下去。
沈砚之深吸一口气，蹲下来，平视着老太太被白翳遮住的眼睛。他把声音压到最低最柔，像是怕惊碎了一样什么东西。
“大娘，”他说，“有田他……他走了。”
老太太没有动。她站在那里，双手抱着棉衣，一动不动，像一尊石头。山风吹过来，把她灰白的头发吹散了，遮住了半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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