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出来，摘下口罩，对着沈砚之和程振邦深深鞠了一躬。
“蔡锷将军，已于凌晨二时三十五分逝世。享年三十五岁。”
程振邦的身体晃了一下。沈砚之伸手扶住他的胳膊，感觉那条胳膊硬得像一根铁棍——肌肉绷到了极致，每一根纤维都在无声地碎裂。
“进去看看。”沈砚之说。
蔡锷躺在病床上，面容比昏迷前安详了许多。那双亮得惊人的眼睛合上了，像是两颗星星终于落回了夜空深处。他的双手交叠放在腹部，手指微微蜷曲，似乎还保留着握剑的姿势。
床头柜上放着一张纸，是他最后清醒时写下的几个字。笔迹歪斜，几乎辨认不出。
“为四万万同胞争人格。”
七个字。
沈砚之把这七个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拿起那张纸，折好，和信封一起放进内袋。
他跟程振邦两个人站在蔡锷的床前，站了整整一夜。护士来催了两次，他们都没有动。天亮的时候，雪停了，窗外的海面上露出一线灰白色的曙光，照在蔡锷的脸上，把他的面容镀上了一层极淡的、近乎透明的光。
沈砚之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那只手刚才被蔡锷握过的地方，还留着一道浅浅的红印——是那个瘦骨嶙峋的将军用尽最后一点力气握出来的。
他忽然明白了蔡锷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见他。不是交代后事，不是托付重任。那些都在信里写好了，不需要当面说。
蔡锷要当面告诉他的是——一个真正的将军，即使在垂死之际，也能把自己的骨气从掌心里传递出去。像接力。像火种。像山海关城楼上的第一声号角，穿过五年的烽火与硝烟，穿过溃败与重聚、背叛与坚守、流亡与归来，最后落在福冈这间小小的病房里，落在一个二十六岁的年轻人摊开的掌心上。
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福冈的街道上还没有什么行人。海风迎面扑来，冷得刺骨。沈砚之站在台阶上，把那顶军帽端端正正地戴好，帽檐压平，下巴的系扣扣紧。
“振邦。”
“在。”
“回云南。”
“然后呢？”
“练兵。”沈砚之走下台阶，军靴踩在薄薄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每一步都在白色的地面上烙下一个清晰的印记，“松坡先生留给我们的那七个字，不是用来哭的。是用来干的。是让我们撑不下去的时候，记得还有四万万同胞在看着。”
程振邦跟在他身后，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