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从山海关起兵到护国战争，五年间他见过无数次生死。战友在自己怀里断气，士兵在阵地上被炮火撕碎，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他没有流过一滴泪。因为他告诉自己，打仗的人不能哭，一哭就手软，手软就死。
但此刻，他握着这个瘦骨嶙峋的将军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颗一颗地砸在灰白色的被单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深色痕迹。
蔡锷看着他哭，没有安慰，也没有说“不要哭”之类的话。他只是静静地握着沈砚之的手，像一个兄长看着弟弟，像一颗即将熄灭的恒星看着一颗刚刚升起的行星。
“程振邦在外面吗？”蔡锷忽然问。
“在。”
“叫他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沈砚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转身走出病房。程振邦靠在走廊的墙上，抱着双臂，看见沈砚之出来，站直了身子。
“将军叫你。”
程振邦点点头，迈步往病房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看了沈砚之一眼。
“你的眼睛。”程振邦说。
“怎么了？”
“你刚才哭过。”程振邦说完这句话，没等他回答，推门进去了。
两个时辰后，程振邦也出来了。他没有坐在长椅上，而是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背对着沈砚之，肩膀微微耸动。窗户外面是福冈灰扑扑的街道和铅色的海面。他站在那里，对着那片海，很久很久没有转过身来。
黄昏时分，蔡锷再度陷入昏迷。主治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走廊里响着急促的脚步声和日语的低语声。沈砚之和程振邦被请出了病房区，只能站在楼梯间里等待。
楼梯间的灯很暗，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黄色的水泥。两个人并排站着，谁都没有说话。偶尔有护士端着药盘跑过，橡胶鞋底在瓷砖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
天彻底黑下来的时候，福冈开始下雪了。不是那种铺天盖地的大雪，而是细碎的、稀疏的、被海风吹得歪歪斜斜的小雪粒。雪粒打在窗玻璃上，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沈砚之想起宣统三年的那个雪夜。山海关城楼上，他接到武昌的电报，站在漫天的鹅毛大雪里对父亲的灵位磕了三个头。那一夜的雪是热的，因为血是热的。五年过去了，血还是热的，但挡不住风雪从四面八方灌进来，一层一层地冷下去。
凌晨两点四十分，主治医生从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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