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知道的是,就在同一片夜色下,长沙城内,叶德辉等守旧派士绅的耳目,也从未放松对“康梁余孽”的监视。这些年轻人聚会的风声,或许早已泄露。
而在更遥远的上海租界,章太炎等革命派,正将从日本、湖南等地传来的《仁学》抄本片段,与他们从西方汲取的无政府主义、共和主义思想相结合,锻造着更具颠覆性的理论武器。《仁学》中对传统伦理的猛烈抨击,尤其成为他们反对一切旧秩序的重要依据。
《仁学》之光,已然穿透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在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地域,折射出不同的光谱,激发出不同的能量。它不再是谭嗣同一个人的思想遗产,而成为了一个动荡时代共同的精神资源与思想炸药,等待着被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点燃,引爆。
远在广州的丁惠康,若得知这一切,或许会在他的剪报册上冷静地批注:“思想一旦脱离创造者,便如种子离株,其生长形态,已非播种者所能预料。可畏哉,思想之力;可悲哉,思想之歧。”而身处南昌,侍奉病父、课子吟诗的陈三立,若听闻故友著作如此流传,或许会百感交集,既欣慰于精神不死,又忧虑于那光芒可能引向的、更加血火交织的未来。
至于谭嗣同自己,那萦绕在历史时空中的精魂,是会对这纷繁的演绎报以苦笑,还是会再次发出那“快哉快哉”的朗声大笑?无人知晓。只有那《仁学》的文字,沉默地,却无比锋利地,继续切割着旧时代的夜幕,试图透出一线或许刺眼、却真实存在的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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