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想好假期怎么过了吗？”施密特问。
“回家看看母亲。”
“然后呢？”
“然后去布达佩斯。”
“布达佩斯？”施密特有些惊讶，“你去那里干什么？”
莱奥没有回答。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伊洛娜说过，她来自布达佩斯。也许是因为他想看看，这个帝国的另一半是什么样子。
也许只是因为，他从来没有离开过维也纳。
“随便走走。”他说。
施密特显然不信，但没有追问。
伊洛娜在《新自由报》工作了三个星期，写了两篇报道。
第一篇是关于股市崩盘对维也纳女性的影响。她采访了十几个女人——寡妇、弃妇、被丈夫抛弃的、丈夫破产后自杀的。她把她们的故事写成了一篇长文，标题叫《沉默的受害者》。
贝尔塔读了之后，只说了一句话：“再尖锐一点。”
第二篇她写得更狠。她直接点名批评了几个大银行，指责他们在崩盘前故意散布虚假信息，诱导普通人投资，然后自己在高点套现。文章引用了大量的数据——她花了整整一周在图书馆查资料，眼睛都快看瞎了。
贝尔塔读完，沉默了很久。
“这篇不能发。”她说。
“为什么？”
“因为你说的是真的。真话最危险。”
伊洛娜瞪着她。“你不是说，记者要说真话吗？”
“我说的是，记者要找到真话。找不找得到是一回事，发不发表是另一回事。”
“那我写这些有什么用？”
贝尔塔看着她，眼神里有一种复杂的、近乎母亲般的温柔。
“有用，”她说，“至少你知道真相。知道了真相，你就不会被人骗。”
“那读者呢？他们活该被骗？”
“读者不想知道真相。读者只想听他们想听的话。”
伊洛娜把那篇稿子拿回来，塞进抽屉里。
她没有销毁。她留着。
总有一天，她会发表的。她发誓。
6月20日，维也纳发生了一起不大不小的事件。
一个失业的工人，在环城大道上朝皇帝的马车扔了一块石头。
石头没有砸中马车，但砸中了一个随行侍卫的肩膀。侍卫痛得大叫，马车停了下来。皇帝从车窗里探出头，看了一眼，然后缩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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