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有变，此地一动，天下皆惊。”
沈砚之拿起那把火铳。触手冰凉，却仿佛能感受到父亲留下的温度。
“王师傅，”沈砚之抬头，“您可知我今日为何而来？”
王大山又灌了一口酒，放下葫芦：“这半月来，您的人在西城、南城各处走动，联络了码头的脚夫、东街的皮货商、甚至守城营里的几个老兵。沈少爷，山海关不大，有什么事是瞒得住人的？”
沈砚之心中一凛，随即释然。既然王大山能说出这些，说明他一直在暗中观察，甚至可能有意无意地为他的行动提供了掩护。
“那您觉得，我做得对么？”沈砚之直视着王大山。
“对错，我这粗人说不好。”王大山摇摇头，“但我记得光绪二十六年的事。八国联军打来，朝廷跑了，留下百姓任人宰割。山海关被俄国兵占了三个月，烧杀抢掠，我亲眼看见隔壁老李一家五口全死在他们刺刀下。”
他的声音平静，但握酒葫芦的手青筋暴起。
“那年我才十七，想报仇，可我有什么？一把铁锤？”王大山苦笑，“沈老爷后来偷偷组织乡勇，我是第一批加入的。他教我们用土枪、设陷阱，在山里跟俄国人周旋了整整一个冬天。那是我这辈子干过最痛快的事。”
沈砚之知道这段往事。父亲在世时偶尔会提及，却总是轻描淡写。如今听当事人说来，才知其中凶险与热血。
“王师傅，”沈砚之将火铳小心放回油布包，“如今武昌已经起义，南方十余省相继光复。山海关地处要冲，若能在此起事，必能震动北方，为南方革命减轻压力。”
王大山沉默了。他起身，往火盆里添了几块炭。
火星噼啪作响。
“沈少爷，您知道山海关现在有多少守军么？”王大山问。
“约两千人。其中八旗兵五百，绿营一千，新军五百。”沈砚之早有准备，“但八旗兵腐化不堪，绿营军心涣散，真正有战力的只有那五百新军。”
“还有从奉天调来的三百马队，昨日刚到，驻扎在东门外校场。”王大山补充道，“领队的是个蒙古人，叫***，据说是个狠角色。”
沈砚之心中一惊。这个情报他还没收到。
“不过，新军管带程振邦，或许不是敌人。”王大山接下来的话更让沈砚之意外，“程管带上月曾私下找我，打了二十把马刀，说是自用。但我看他手下士兵时常出入城南的‘广济堂’。”
“广济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