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见门响，他抬起头，朝沈砚之微微一笑。
那一笑，像寒夜里忽然亮起的一盏灯。
“砚之兄，一路辛苦。”他放下笔，起身迎过来。步子不快，甚至有些蹒跚，但背脊挺得很直。
沈砚之喉头哽了一下。他立正，敬礼，动作标准得像在军校操演：“中山先生。”
孙中山摆摆手，示意他不必多礼，自己先在一张椅子上坐了，又指指对面的椅子：“坐。天寒，喝口热茶。”
屋里另一个人端上茶来。是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模样，穿学生装，戴眼镜，很文气，但眼神很亮。他把茶盏放在沈砚之手边，轻轻退到门边，垂手而立。
沈砚之认得他——汪兆铭，字季新，同盟会的老同志，如今是孙中山的机要秘书。去年在南京，就是他在临时参议会上，讨伐群儒，力主定都南京。如今看来，他也跟着先生北上了。
“这是季新，你见过的。”孙中山端起自己那盏茶，吹了吹，却不喝，只看着茶烟袅袅，“砚之，陆军部那边，怎么样？”
单刀直入。没有寒暄，没有客套。这就是孙中山——永远把最要紧的事，放在最前头。
沈砚之双手捧着茶盏，温热的瓷壁暖着冻僵的指节。他沉默了片刻，将今日在陆军部偏厅里的一言一行，徐树铮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声敲在茶几上的轻响，都原原本本说了一遍。
他说得很慢，很细。说到徐树铮那张白净脸上似笑非笑的神情，说到炭火盆里爆出的火星，说到那株窗外枯槐张牙舞爪的枝影，说到最后那声“好自为之”。
屋里很静，只有炭火的噼啪声，和铜壶里水将沸未沸的嘶嘶声。汪兆铭在门边微微蹙着眉，手指无意识地捻着衣角。孙中山静静听着，脸上没什么表情，只偶尔端起茶盏，又放下。
等沈砚之说完，他长长地、无声地吐出一口气。
“一旅……”孙中山喃喃重复，摘下眼镜，用衣角慢慢擦拭镜片，“八千子弟，留三千。五千人，十块大洋，就地遣散。”
他抬起眼，重新戴上眼镜。镜片后的目光，沉重得像压了铅。
“砚之，你怎么想？”
沈砚之放下茶盏。茶已经凉了，碧螺春的清香变成了涩。
“先生，”他声音有些哑，“沈某是个粗人，不懂什么大道理。我只知道，我那八千弟兄，是跟着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山海关攻城，死了四百三；滦州阻击战，死了六百七；后来转战冀东，零零星星又死了两百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