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整整七天之后，还在为当年把棉被分给老百姓的决定做辩护，并且每一个字都说得坦坦荡荡，像是站在阅兵台上对着全军将士喊口号一样理直气壮。
他站起身来，把卷宗收进公文包，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又停住了。
“沈师长，”他没有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低到门外的卫兵绝不可能听到，“我在军政部见过很多人。有人为权弯腰，有人为钱弯腰，有人什么都不为，只是因为站得太累了就弯了。你是第一个让我觉得——站着，原来也可以是一种武器。你说得对，这不是污点。这是勋章。”
他推开门走了出去。铁门重新合拢，铰链发出一声低沉的叹息，像是在替某个沉默的人发出他永远不会发出声音。
沈砚之坐在审讯室里，把那杯凉透的茶端起来，一口一口地喝完了。茶很苦，涩味在舌根上迟迟不肯退去，但他在苦味下面尝到了另一种味道——不是甜，而是一种更深的、更沉的东西。那是青江渡的老百姓塞给他的一把红薯干的味道，是八百个叫花子一样的兵在篝火旁边唱秦腔的回声，是山海关城头上那面被子弹打得千疮百孔的十八星旗在朔风里猎猎作响的触感。
他放下搪瓷茶缸，重新闭上眼睛，靠着冰凉的砖墙，嘴角浮起一丝极淡极淡的、几乎不存在的笑意。
审讯室外面的走廊里，程振邦已经等了整整三个小时。他是沈砚之从山海关带出来的老部下，跟了他整整十六年，从排长一路做到参谋长。当年他们一起翻越湘黔边境的时候，程振邦在悬崖边上滑了一跤，是沈砚之一只手拽住他的武装带把他从悬崖边上拉了回来。从那以后，程振邦就认准了一件事——沈砚之要往哪里走，他就往哪里走，不问方向，不问理由。
现在他靠在走廊的墙壁上，手里夹着一支没有点燃的香烟，眼睛盯着审讯室那扇紧闭的铁门。冯纪之出来的时候，他一个箭步迎上去，压低声音问：“怎么样？”
冯纪之摘下金丝眼镜，用衣角擦了擦镜片，重新戴上，说了一句让程振邦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振邦，你跟了一个好长官。不是因为他能打仗，是因为他在里面——不但不认罪，还给我上了一堂军人的课。一堂我从军校毕业以来听过的最难、最硬、也是最该听的课。”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拍了拍程振邦的肩膀，“耐心等着。你长官这种骨头的人，历史欠他的，迟早要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