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砚之没有回头。他走出广和楼的大红灯笼投下的光圈，走进前门大街黑沉沉的夜色里。煤油路灯被风吹得摇摇晃晃，把他的影子拉长又缩短，缩短又拉长。他走了整整一条街，才把绷紧的后背肌肉松开。后背全是汗，冷风一吹，透心凉。
后半夜。陶文锦的母亲平安抵达西直门，在换岗间隙被送出城外，由程振邦安排的人连夜送往天津法租界。油纸包里的文件在天亮前被顾恒舟亲手翻译成英文，一式三份——一份存天津，一份寄往日本，一份将由一位即将启程前往纽约的美国记者带出中国。那位记者的名字在几年后会出现在孙中山的英文传记封面上，但在这个腊月十三的深夜，他只是广和楼的观众之一，坐在散座最后一排，把一份用油纸裹着的密约塞进了他的牛皮公文包。
天快亮的时候沈砚之独自坐在寓所书房里，面前摊着一本《资治通鉴》，翻到安史之乱那卷，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他想起谭鑫培在台上唱的最后一句：“——夏侯渊被我一刀斩，杀得他尸横遍野血染山。”
血染山。他闭上眼，把这个词在心里默念了三遍。然后他站起来，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腊月的冷风灌进来，桌上一张写废了的信纸被吹起来，在空中翻了两翻，落在了地上。信纸上只写了一行字：“振邦兄，昨夜广和楼一别，不知何日再见。弟沈砚之顿首。”他没有寄。因为这样的信一旦落入他人之手，就是铁证。
他弯腰捡起信纸，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烧了。纸灰落在青砖地面上，被风从门缝里吹进来的寒气一卷，散了。窗外，新的一天正在破晓。而历史，在没有人看见的地方，已经悄然转了一个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