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里安静得能听见窗外白杨树的叶子在风里沙沙响。
那个站着的学员慢慢放下了举着帽子的手。
“这堂课教你们的不光是怎么赢。”沈砚之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了两个大字：代价。“从今天起，你们做的每一个战术决策，都要把代价算进去。不要只算打死了多少敌人，要算自己死了多少人。每一条命后面都有一个家——有爹，有娘，有老婆孩子坐在门槛上等人回来。你们是军官。军官的天职不光是打胜仗，是用最少的代价打胜仗。输了是罪人，赢了但死光了——也是罪人。”
他把粉笔放回粉笔槽里，拍了拍手上的白灰。
“这堂课没有标准答案。但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在川南打过的仗里，打得最好的那一仗，不是哪一次大获全胜，而是有一次我把一个连完整地带回来了。全连一百零六个人，一个没少，全部活着。那个连的连长后来当了营长，又当了团长。现在他就站在你们面前——程总教官。”
所有人的目光唰地看向坐在后排的程振邦。程振邦没有站起来，他坐在那里，把帽檐往下压了压，遮住了眼睛。
那天晚上熄灯号吹过之后，程振邦一个人走到操场边上。沈砚之跟了出去，两个人站在那排白杨树下，谁也没说话。月光把操场上那一百多双脚印照得清清楚楚，深深浅浅的，像一块被反复犁过的田地。
过了很久，程振邦开口了，声音沙哑得不像他自己：“你白天那几句话，把我的老底都掀了。那一仗打完，我抱着你哭，你记得吗？”
“记得。”沈砚之说，“你哭完了跟我说，这辈子再也不让弟兄们替你挡子弹。”
“我做到了吗？”
“做到了。护国军从川南撤出来的时候，你走在全旅最后面，等最后一个伤兵上了担架你才走。”
程振邦摘下军帽，在手里攥着。白杨树的叶子落在他的肩膀上，他没有弹掉。
“砚之，你说我们教出来的这些孩子，将来上了战场，会有多少人活着回来？”
沈砚之抬头看着那排刚栽下不久的白杨树。树苗还细，最高的那棵也只到他肩膀，但根已经扎下去了，浇过两个春天的水，活得很稳。
“能多一个是一个。”他说，“我们从战场上活着下来的人，能做的事就是这个——把活下来的办法教给他们。”
风从滇池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湖水的腥味和远处村庄的炊烟味。白杨树的新叶在风中哗哗作响，像一群人在轻声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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