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之沉默了。他知道程振邦说的是实情。山海关起义的时候，他们靠的是三千乡勇和几门土炮。到了南京，才发现革命军的家底比他们想象的还要薄。士兵们穿的是单衣，吃的是杂粮，枪械五花八门，子弹人均不到十发。这样的队伍，别说北伐，能守住江南就不错了。
“袁世凯那边呢？”他又问。
程振邦把烟头扔进雨里，看着它被积水吞没。
“在和谈。”他说，“唐绍仪已经到汉口了。伍廷芳代表咱们去谈。”
“谈什么？”
“谈条件。”程振邦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苦涩，“让清帝退位，让袁世凯反正，让咱们革命党人进内阁。条件一大堆，但归根结底就一句话——袁世凯要当大总统。”
沈砚之的手一紧，搪瓷缸子里的茶水晃了晃。
“孙先生答应了？”
“没答应。”程振邦说，“但不答应又能怎样？咱们打不过北洋军。你没见过袁世凯的新军，那是德国人练出来的，枪炮全是进口的，军官全是科班出身。咱们这些起义的杂牌军，凑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打的。”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看着那方灰蒙蒙的天。
他想起了山海关。想起那个雪夜，想起父亲临终前握着他的手，说“关山可破，民心不可失”。他以为革命就是推翻清廷，就是建立共和，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清廷还没倒，自己人先吵起来了。革命果实还没到手，已经有人开始分赃了。
“老沈，”程振邦突然开口，“你说，咱们这是图什么？”
沈砚之转过头，看着他。程振邦的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迷茫，而是一种更深的东西，像是火光熄灭后残留的灰烬。
“图一个公道。”沈砚之说。
程振邦盯着他看了几秒，突然笑了。那笑很短，很轻，像风吹过水面。
“公道。”他重复了一遍，然后摇摇头，“这世上，哪有公道。”
他把手插进口袋，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时，他停住脚步，头也不回地说：“晚上有个饭局，立宪派那边的人组的。你去不去？”
沈砚之想了想：“去。”
程振邦点点头，推门进去了。
雨还在下。沈砚之站在门廊下，把那半缸子凉茶喝完，也转身进了屋。
晚上的饭局设在秦淮河边的“醉仙楼”。
这是一家老字号，三层木楼，飞檐翘角，门口挂着一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