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讲武堂的校址选在了昆明北郊一座废弃的清军营房。营房是光绪年间建的，后来清廷撤了这里的驻军，房子就空了下来，屋顶塌了好几处，院墙被附近的老百姓拆了砖去垒猪圈，操场上长满了半人高的野草，风吹过去像一片荒原上的绿色波浪。
沈砚之站在操场正中间，拿着图纸对程振邦说：“这里，一排六间教室。后面两排做宿舍。东边建操场和射击场，西边修马厩和器械库。大门朝南，门楣上刻四个字——明耻教战。”
“明耻教战。”程振邦重复了一遍，“这个校训够硬。”
“不是校训。”沈砚之收起图纸，“是座右铭。校训是另外八个字。”
“哪八个？”
“‘文武兼修，爱国为民。’”
程振邦把这八个字在嘴里念了两遍，点头：“好。比那些文绉绉的实在。”
开学典礼定在腊月初八。
那天早晨昆明天上飘了一层薄薄的霜，操场上站着一百三十七名第一期学员。这些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护国军里选送来的优秀士兵，有西南各县保送来的农家子弟，有从沦陷区徒步千里来投军的流亡学生，还有十多个从南洋归国参加革命的华侨青年。年龄最大的三十四岁，已经当了两年的排长；年龄最小的十七岁，个子还没枪杆高，报到那天登记处的军官反复问了他三遍“你确定要参军”。有穿灰布军装的，有穿打补丁的学生装的，还有穿土布褂子的，五花八门，站在一起却齐刷刷地挺着胸膛，像一片刚栽下去的树苗。
沈砚之穿了一件洗得干干净净的旧军装，左胸口袋上别着一枚五色共和徽章——那是民国元年的老物件，铜面已经磨得发了亮。他站在一百三十七人面前，寒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有些飘，但每一个字都稳稳地传到了最后一排。
“诸位，”他说，“今天站在这里的人，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我的袍泽。不管你们以前是当兵的、种地的、念书的还是做生意的，从今天起，只有一个身份——西南讲武堂学员。”
操场上的风停了。连炊事班的伙夫都放下了手里的锅铲，站在厨房门口听着。不远处的屋檐上停了一排麻雀，也不叫了。
“我不会跟你们说什么光宗耀祖、升官发财。那些话有人会说，我不说。我只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五千年来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破碎过。皇帝推翻了，共和有了，但老百姓的日子还是苦。北边有军阀，东边有列强，西南的老百姓被土司、烟贩和土匪一层层剥皮。为什么？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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