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这年的秋风，似乎比往年更加料峭，卷着西山的黄叶，扑打在散原精舍的窗纸上，发出簌簌的声响，像是谁在窗外接连的低声叹息。
陈三立坐在书斋中，面前摊开的不是诗稿，而是一封来自长沙的信。写信人是原时务学堂的一名旧生，如今在省城新办的“星城师范学堂”担任教习。信中详细描述了科举废除后湖南教育界的种种景象：旧式书院纷纷改制，新式学堂如春笋破土，原本教“四书五经”的塾师有的改授“国文”、“修身”，有的因无法适应而被淘汰；年轻学子们争相报考官费留日，或进入省城新设的法政、师范、实业学堂；而守旧士绅如王先谦、叶德辉等人，虽表面附和“新潮”，暗中却操纵学款、安插亲信，固步自封，试图将新学堂纳入旧轨道。
信末，这位旧生不无忧虑地写道：“……如今学堂虽立，然教材匮乏，师资良莠不齐。更有甚者，年轻学生骤脱科举束缚，如野马脱缰，竞相阅读《民报》、《浙江潮》等禁刊，言必称‘革命’、‘排满’，举止激烈。官府严查，学监弹压，冲突时有发生。散原先生，此乃教育转型之必经阵痛耶？抑或潜藏更大危机耶？晚辈惶惑，乞先生指点。”
陈三立放下信笺，目光投向窗外。远山如黛，云霭低垂。他想起自己当年在湖南协助父亲推行新政、创办时务学堂的往事。那时，他们何尝不是怀着“开民智、育新人”的热忱？谭嗣同慷慨激昂的讲演，梁启超笔走龙蛇的政论，学生们眼中燃烧的求知火焰……一切仿佛昨日，却又遥远得如同隔世。
如今，朝廷终于废除了科举，他本该欣慰。这确是他们当年未竟之志的一部分。然而，当变革真的以这种近乎粗暴的方式降临，带来的却是如此混乱、焦灼甚至危险的局面。旧堤坝溃决，新河道未成，思想的洪水四处奔流，谁能预料它将冲刷出怎样的地貌？
“父亲。”陈寅恪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沉思。十五岁的少年已长高许多，面容清瘦，眼神愈发深邃沉静。他手中拿着一册新到的《国粹学报》，“这刊物乃上海邓实、黄节诸先生所办。其中多有考证经史、阐扬国粹之文，然亦倡言‘古学复兴’须与‘欧化’结合。其论与父亲平日所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颇有相通之处。”
陈三立接过刊物，认真地翻阅了几页。这些文章考据精详，文辞典雅，试图在“西学”冲击下重新梳理、诠释传统学术的价值，确与一味守旧或全盘西化不同。他微微颔首：“办此刊者，有心人也。于国学沦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