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演习地图侃侃而谈，语气凌厉，条理分明，在场的日本武官频频点头。沈砚之当时站在人群里，远远地看了徐树铮很久，心里想的是：此人有才，可惜不和我们走在一条路上。
现在这个“可惜”变成了“危险”。顾恒舟在名单上的批注只有一行：“徐近日频繁出入日使馆，疑似负责居中联络。”名单右下角还有一个名字被顾恒舟用红笔圈了起来——陶文锦，陆军部机要秘书，三十二岁，负责保管各部来往的机密函件。批注更短：“已确认。可控。”
沈砚之明白“可控”是什么意思。陶文锦是自己人。顾恒舟用了两年时间，把他变成了埋在陆军部机要室最深处的棋子。这颗棋子从来没有动用过，因为一旦动用了，就没有回头路。
“方副官，”沈砚之把名单重新叠好，声音压得极低，“今天几号？”
“腊月初八。公历一月三日。”
“三天后，一月六日，袁世凯要在居仁堂召集军务会议，与会名单上有谁？”
方遇安毫不迟疑地报出了全部名字。听完之后沈砚之把那杯水端起来慢慢喝完了，然后做出了他的决定：“告诉顾恒舟，启动陶文锦，腊月初九之前把密约全文抄出来。记住，只抄第三、四、五条，其他四条不用碰，不能让文件有任何被翻动过的痕迹。另外，通知程振邦，他的人必须在腊月十二之前到北京。腊月十三，我请他去广和楼看戏。”
方遇安站直了身体，两腿一并，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没有说“是”，只说了一个字：“诺。”他转身走出去的时候，沈砚之叫住了他。
“遇安。”
“在。”
“你今年二十四？”
“是。”
“好年纪。”沈砚之从抽屉里拿出一把枪——毛瑟C96，半自动，十发弹仓，枪身还带着枪油的气味，是他去年从青岛的德国军火商手里买来的，花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他把枪放在桌上推过去，“送给你。记住了，这把枪不是用来拼命的，是活命用的。”方遇安接过枪翻来覆去看了一遍，然后把枪插进枪套里绑在腰间，抬头看了沈砚之一眼。这一眼很短，但里面装了很多东西——敬重，忠诚，还有一点沈砚之不愿意承认又不得不承认的东西：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把一个三十一岁的人当成自己的信仰。
天蒙蒙亮了。东交民巷的灯光终于熄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浑浊的灰白色天光。腊月清晨的北京城有一种奇异的安静——吆喝声、车马声、巡警的哨子声都还没有响起来，整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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