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像被扣在一口巨大的玻璃罩子里，连时间都走得比平时慢一些。沈砚之换上便装从陆军部后门走出去，门口等着一辆人力车，车夫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姓赵，也是革命党的人，拉车拉了二十年，手里攥着北京城里最复杂的情报网——哪位总长昨晚在哪位姨太太房里过的夜、哪位日本参赞今天上午见了谁、哪位警察厅的探长收了多少钱，这些零零碎碎的信息最终都会通过老赵的口，传进顾恒舟的耳朵里，再由顾恒舟筛选汇总，送到该送的地方。
“沈爷，去隆福寺？”老赵问。
“不。先去铁狮子胡同，然后去前门。绕两圈，最后再奔隆福寺。”
老赵点点头，提起车把就跑。铁狮子胡同在东四牌楼附近，是段祺瑞的公馆所在地。沈砚之要去那里不是找段祺瑞，而是找一个姓吴的厨子。这个厨子在段公馆掌勺十二年，段祺瑞的每顿饭都要经过他的手。他未必是革命党，但他欠沈砚之一条命——两年前他儿子得了伤寒，是沈砚之找的德国医生，垫的药费。这份人情不大不小，刚好够换一个信息：段祺瑞最近宴请过谁，席间说过什么。吴厨子不一定能偷听密谈，但他在上菜撤盘的间隙里总能听到一两句，对他们这种人来说一句就够了。
车子拐过东四牌楼的时候，迎面来了一队巡警，领头的一个穿着黑呢子大衣，腰间别着警棍，目光扫过沈砚之的便装和压低的帽檐，没有停留。等巡警走远了，老赵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最近巡警换班时间改了，下午三点加一班，晚上九点加一班。据说内务部下了密令，要在年前把城里的乱党清一遍。沈爷小心。”
沈砚之没有说话。他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了下巴。
腊月初八的北京城，家家户户都在熬腊八粥。米香、豆香、枣香从四合院的厨房里飘出来，混着蜂窝煤的烟气，把整条胡同填得又暖又满。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端着碗蹲在门槛上，她娘在后面喊“慢点喝烫嘴”，她头也不回地喊“知道了知道了”——这是北京城最寻常不过的冬天，而沈砚之知道，这份寻常底下压着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他怀里揣着那份密约的七条条款，每一条都是一根引信。
铁狮子胡同到了。老赵把车停在胡同口，沈砚之下了车，步行进去。段公馆门前站着两个卫兵，军装笔挺，枪刺在晨光里闪着冷光。沈砚之没有靠近，而是拐进了公馆后墙外的一条窄巷。巷子里堆满了杂物，几只野猫蹲在墙头虎视眈眈，他用三块铜板把一只盯了他一路的流浪猫引开，然后站在一处偏门前等了片刻。门从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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