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着路程和行军时间——叙永到自流井，直线距离不过两百里，但都是山路，其中有一段要经过永宁河谷，两岸峭壁如削，地势险要。如果北洋军在河谷设伏，整支部队就有全军覆没的风险。但如果走小路绕行，路程要翻一倍，还得穿越几段苗人聚居区的茶马古道。
可行。但险。他得出的结论是——成功的概率不超过三成。但他没有说这个数字。因为在革命军的字典里，“三成”已经是够高的胜算了。
“自流井。”他把这三个字又念了一遍，语气从试探变成了笃定，“你跟我想到一块去了。问题是——这条路谁来带？主力还在休整，能打穿插的必须是精锐中的精锐，得在强行军之后第一时间投入攻城战，中途不能掉队一个人。”
朱德站直了身体，表情没有一丝变化，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排练过无数次的事情：“我的先遣团从云南徒步跋涉一千多里入川，爬山涉水是我们的长项。穿插自流井，我带队。”
沈砚之转过身，深深地看着这个比他小了将近十岁的青年军官。煤油灯的光晕在他眼中跳动，将那张年轻而坚毅的面孔映得忽明忽暗。他看到的不是一个普通的团长——他看到的是一块还没有被政治和权力腐蚀的纯粹的铁，一个在战场上既能冷静分析又能悍不畏死的军事天才，一个和自己一样，把整个生命都压在了这场革命上的人。
“令堂安在？”他忽然问了一个完全不相干的问题。
朱德显然没有预料到这个问题。他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看着手中那只磕了瓷的搪瓷茶缸，茶缸里的普洱茶已经凉了，茶叶沉在缸底，像一小片被水浸透的暗色云朵。“在仪陇老家。入川之后还没寄过信。”他的声音比刚才低了半度。
“给家里写封信吧。”沈砚之从太师椅旁边的小桌上拿起一沓信纸和一支铅笔，递过去。信纸是叙永县公署用剩的旧公文纸，背面还有前任县太爷写的半页催粮草文书，墨迹已经淡了，纸也泛了黄，但还勉强能用。“穿插自流井这一仗，是最难打的攻坚战。打完仗再写，我怕邮政追不上你的脚步。趁今夜还安静，写了，我派人替你寄出去。”
朱德接过信纸和铅笔，手指在粗粝的纸面上摩挲了一下。他沉吟了很久，久到煤油灯的灯芯结了第二颗灯花，屋里只剩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和灯油偶尔炸开的轻微噼啪。然后他开始写字，写得很快，一行接一行，像是这些话在心里憋了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可以倒出来的出口。写完之后他把信纸折好，没有用信封，只是在折好的信纸背面写了一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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